闻“汛”而动 中国太保产险丽水中支筑牢安全守护网

本刊记者 王红茹 宋杰 |北京、上海、浙江(zhèjiāng)等地报道 5月30日，宁波舟山港铁路北仑港站(zhàn)一片繁忙景象。一辆辆装载着义乌日用百货、服饰、光伏组件等货物(huòwù)的(de)集装箱卡车往来穿梭，有序排队等待卸车作业。 作为宁波(níngbō)舟山港海铁联运的首条班列(bānliè)，“义乌—宁波舟山港”集装箱海铁联运线路(xiànlù)自2009年2月正式开通后，便源源不断地将“世界工厂”义乌的货物输送至港口。 随着国内大循环战略加速(jiāsù)落地，区域经济联动需求持续释放，宁波舟山(zhōushān)港对(duì)港口腹地的带动也在(zài)扩围。过去，传统的港口腹地在300公里以内，服务区域只限于本省或周边邻近省份。海铁联运开通后，港口的腹地拓展到了西安、重庆等内陆地区和新疆(xīnjiāng)阿拉山口口岸，这些地区的货物可以借助铁路直达港区。当前，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业务已辐射至全国(quánguó)16个省（区、市）的67个地级市。 5月15日，国务院召开做强(zuòqiáng)国内大循环(xúnhuán)工作推进会，强调要把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，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(chéngzhǎngxìng)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，推动我国(wǒguó)经济行稳致远，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。 在当前(dāngqián)全球供应链持续波动、外部需求(xūqiú)不稳的背景(bèijǐng)下，充分发挥我国14亿人口超大规模(chāodàguīmó)市场的独特优势，通过做强国内大循环，不仅能够有效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，更能为经济转型升级开辟新的发展空间。 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(liányùn)作业 对冲国际循环(xúnhuán)的不确定性 深圳市麦祺佳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莉依然(yīrán)记得2020年疫情暴发时(shí)公司面临的困难。 “当时确实很焦虑。我们原本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和客户到访等传统模式开展业务(kāizhǎnyèwù)，但疫情让这些方式难以维系。为(wèi)了应对困境，我们不得不转型线上渠道。”王莉向(xiàng)本刊记者(jìzhě)介绍，考虑到公司以出口业务为主，他们首先开通了阿里国际站(zhàn)；同时为拓展国内市场，也同步入驻阿里巴巴国内平台。 2020年初新冠疫情(yìqíng)暴发，各国相继采取边境(biānjìng)封锁、停工停产等措施，我国外贸遭受重创。海关总署(hǎiguānzǒngshǔ)发布数据显示，2020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下降11.4%。 在此背景下，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时度势，明确提出“充分发挥(chōngfènfāhuī)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(hé)内需潜力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(shuāngxúnhuán)相互促进(xiānghùcùjìn)的新发展格局”这一重大战略部署。 “当时，一是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，二是美国技术封锁加剧(jiājù)，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外需(wàixū)市场存在(zài)极大的不确定性。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。 面对外需市场的不确定性，5年来，中国(zhōngguó)通过激活内需潜力构建新发展动能，充分发挥了内需为主导、内部(nèibù)可循环的大国经济独有优势。 “首先(shǒuxiān)是超大规模(guīmó)市场优势。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(de)消费市场，2020年网络零售规模达11.8万亿元，稳居全球(quánqiú)首位，展现出强大的内需潜力。 其次是完备的产业体系支撑。作为全球工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，2020年我国已形成41个(gè)工业大类、666个工业小类的完整产业格局，是联合国(liánhéguó)产业分类中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。这些结构性优势表明，我国通过前瞻性的战略谋划(móuhuà)，已经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打下了坚实基础。”赵忠秀说。 近期，国际形势风云突变。2025年4月，美滥施关税对中国出口(chūkǒu)施加新的压力。这更加凸显中国加快构建“以国内(guónèi)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(xiānghùcùjìn)”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。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(dà)循环工作推进会。在现在召开此次会议，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(yìyì)。 第十四届(dìshísìjiè)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(zhōngguóshèhuìkēxuéyuànjīngjìyánjiūsuǒ)研究员(yánjiūyuán)黄群慧对本刊记者分析，当前重点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，主要基于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。通过(tōngguò)强化国内经济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来应对外部风险，是我们的战略选择。 “在坚持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同时，必须突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，依靠其稳健性和可持续性(kěchíxùxìng)为(wèi)中国经济保驾护航。”黄群慧说。 “四个方面”推动国内大循环质量(zhìliàng)跃升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(dà)循环工作推进会，明确提出(míngquètíchū)做强国内大循环有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冯俏彬向(xiàng)本刊记者形象比喻道：“这四个方面对于(duìyú)经济健康运行来说，每个都至关重要。” 具体来说，一是(yīshì)资源(zīyuán)要素的高效(gāoxiào)配置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核心在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，消除市场壁垒，实现商品、服务、资本、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。 二是科技创新(chuàngxīn)和产业创新的深度(shēndù)融合。强调科技创新要突破实验室的局限，加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和市场价值；同时产业升级要主动对接新技术，通过技术创新(jìshùchuàngxīn)提升核心竞争力。 三是产业链供应链的(de)自主完备。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，目标是构建自主可控、安全可靠的产业生态，确保(quèbǎo)国内经济循环畅通无阻，增强经济韧性和(hé)抗风险能力。 四是供给和需求(xūqiú)的动态平衡(dòngtàipínghéng)。实现供需动态平衡，关键是要建立精准对接的市场机制，使供给端能够及时响应需求变化，避免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(bùzú)并存的现象。 “这四个方面(fāngmiàn)环环相扣，共同构成了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支撑体系。做好这些工作，有利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”冯俏彬说(shuō)。 黄群慧认为，国内大循环建设之所以重点聚焦这四个方面，正是(shì)因为这些方面既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堵点，也是亟待突破的深层次难题(nántí)。 从(cóng)体制机制层面看，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受阻是突出矛盾。“一些地方为追求本地经济(jīngjì)增长，人为设置市场壁垒(bìlěi)，导致商品、资本、人才等要素难以跨区域自由流动，严重制约了(le)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实现。”黄群慧说。 从创新驱动分析，原始技术创新不足构成重要(zhòngyào)瓶颈。“虽然(suīrán)市场需求明确，但由于基础研究薄弱、转化机制不畅等体制性问题，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仍然(réngrán)受限。”黄群慧说。 “这四个方面具有内在逻辑关联：统一大(dà)市场建设解决‘循环不畅’问题，科技产业融合破解‘创新(chuàngxīn)不足’困境，产业链供应链完善保障‘循环安全’，供需(gōngxū)动态平衡(dòngtàipínghéng)实现‘循环质量’。其中，创新驱动是根本动力，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制度基础，二者共同构成了(le)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。”黄群慧如此理解。 赵忠秀从战略提升谈了这四个(sìgè)方面的重要性。 他认为，当下(xià)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，标志着这一战略的深化升级，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(shēngchǎnlì)框架下，着力推动经济循环从规模扩张(kuòzhāng)向“好不好”的质量跃升。 “虽然同样是依托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(yōushì)，但当前做强国内大循环具有新的时代(shídài)内涵。我们不仅要扩大市场规模，更要通过创新驱动提升供给质量，以优质供给创造新需求(xūqiú)，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，这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(yāoqiú)。”赵忠秀表示。 针对国内(guónèi)大(dà)循环在现阶段(xiànjiēduàn)愈发重要的战略地位，受访专家普遍认为，做强国内大循环，需要依靠供给侧的创新和需求侧的扩大形成“双驱动”。同时，要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(liántōng)，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。 武汉光谷数字经济产业园的湖北人形(rénxíng)机器人创新中心 参观者在观看脑机接口技术产品(chǎnpǐn)展示 比亚迪(dí)新能源汽车科普馆迪空间 供给侧：创新破局，提升质量(zhìliàng)和能力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，我国正将创新驱动(qūdòng)作为(zuòwéi)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。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，2024年，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(R&D)经费投入为(wèi)36130亿元，同比增长8.3%。创新投入持续加码为经济(jīngjì)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(jīchǔ)。 从实践层面看，各地(gèdì)各部门正多措并举推动原始创新(chuàngxīn)和创新策源地建设。 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“支持北京(běijīng)、上海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(xíngchéng)国际科技创新中心”。国家战略(zhànlüè)科技力量集中、科教资源丰富的北京、上海等地(dì)积极落实中央政策，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汇聚、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，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。 比如，北京2025年政府(zhèngfǔ)工作(gōngzuò)报告(bàogào)提出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，“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，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央地协同创新体系，大力推进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等九大专项攻关行动”。 上海2025年政府工作(gōngzuò)报告强调增强科技创新能力，“围绕细胞基因治疗、脑机接口、6G、量子计算、聚变能源等战略前沿领域(lǐngyù)，强化前瞻性、战略性、系统性、带动性研究布局(bùjú)”。 此外(cǐwài)，企业(qǐyè)(qǐyè)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。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46.3万家，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企业达16.9万家，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。以华为、比亚迪为代表的领军企业，在5G通信、新能源汽车等(děng)领域实现技术突破，带动相关产业升级。 “当前科技创新(chuàngxīn)呈现3个新特征：一是从跟跑模仿向原创引领转变，二(èr)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创新升级，三是从技术开发向产业应用加速拓展。这些变化将显著提升有效技术供给质量和能力，为中国创新发展提供持续动力(dònglì)。”中国科学院大学(dàxué)国家融合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对本刊记者(jìzhě)说。 随着(suízhe)创新驱动发展(fāzhǎn)战略深入实施，我国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。尽管如此，目前(mùqián)仍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“卡脖子”问题。 在穆荣平看来，实施创新(chuàngxīn)驱动发展战略需要(yào)重点把握三个关键：一是锚定科技创新主攻方向(fāngxiàng)，持续加大前沿引领技术研发投入，不仅要着眼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，还要着眼于开辟未来技术研发新领域新赛道，持续增加有效(yǒuxiào)技术供给；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培育技术革命引领的未来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增加有效技术需求；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机制(jīzhì)改革，强化高水平技术供需双方的系统耦合(ǒuhé)，构建创新发展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。 需求侧：挖消费潜力，促(cù)良性循环 从高标准农田建设、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如火如荼开展，到城市污水(chéngshìwūshuǐ)管网改造、沿江高铁等(děng)重大项目开工；从汽车、家电等消费品销售快速增长，到企业(qǐyè)自动化、智能化改造升级提速……2024年(nián)我国大力实施“两重”和“两新”政策以来，激发了(le)内需潜力，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。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明显。5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，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(língshòuzǒngé)37174亿元，同比增长(zēngzhǎng)5.1%，环比(huánbǐ)增长0.24%。其中，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(shāngpǐnxiāoshòu)大幅增长，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和支撑作用明显。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(jiālì)扩围带动下，4月份，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(jiāyòngdiànqì)和(hé)音像器材类、文化办公用品类、家具类、通讯器材类商品(shāngpǐn)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8.8%、33.5%、26.9%和19.9%，均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。 “大力提振消费，有利于有效应对外部挑战(tiǎozhàn)、畅通国内大循环、推动经济向好，也有利于改善(gǎishàn)民生、增强发展活力。”国家统计局新闻(xīnwén)发言人、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。 但扩内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不少，尤其是在促消费(xiāofèi)层面。 黄群慧深入剖析了扩大内需的(de)(de)内在逻辑：“在讨论投资(tóuzī)与消费的关系时，我们往往忽略(hūlüè)了就业和收入分配这两个关键传导变量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链条：投资创造就业机会，就业带来收入增长，而收入水平直接决定消费能力，消费需求又会引导新的投资方向。” 黄群慧特别强调，当前我国消费(xiāofèi)率较发达国家低约(dīyuē)20个百分点，消费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(de)突出短板。现阶段政策的重点聚焦提振消费，具有现实的必要性，但这并非否定投资的重要性。 “我们正在着力推进的是‘有效投资’。这(zhè)类投资具有双重效应：既(jì)能(néng)直接拉动就业增长和居民收入提升，又能为消费扩容升级创造基础条件，最终实现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。”黄群慧说。 冯俏彬认为当前制约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在于(zàiyú)消费需求不足。“居民消费意愿走低，直接抑制了经济内生动(shēngdòng)能的释放。” “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，在于将经济发展成果更多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。”冯俏彬(féngqiàobīn)建议，可推进三方面(fāngmiàn)改革： 首先，深化收入(shōurù)分配制度改革，提高(tígāo)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(bǐzhòng)；其次，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；再次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，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需求。 “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(yīxiàng)系统工程，需要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和(hé)政策协同，最终实现(shíxiàn)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。只有当老百姓的‘钱袋子’真正鼓起来，消费这驾‘马车’才能成为拉动内循环的强劲引擎。”冯俏彬(féngqiàobīn)表示。 向“内需驱动+全球协同(xiétóng)”主动转型 针对近期网络出现的(de)“国内(guónèi)大循环等于闭关锁国”论调，赵忠秀予以明确驳斥：“将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’曲解为‘关起门来搞建设(jiànshè)’，这种二元对立的错误认识，既是对中央政策的误读，更是(gèngshì)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背离。” 赵忠秀分析说，作为负责任大国，中国(zhōngguó)正在通过(tōngguò)提升国内经济循环质量，实现与国际(guójì)市场的更高水平对接(duìjiē)。“开放发展不是选择题，而是新时代的必答题。就像建造现代房屋，既要(yào)夯实地基（国内大循环），也要开门开窗（国际循环），这样才能在抵御外部风险的同时保持发展活力。” 对外开放40多年来，国际循环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(fāzhǎn)提供了重要(zhòngyào)支撑。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合作，实现了经济实力的(de)历史性跨越。 从对外贸(wàimào)易总额来看，外贸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。2024年我国外贸首次(shǒucì)突破43万亿元(wànyìyuán)大关，同比增长5%，连续第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。长三角(zhǎngsānjiǎo)、珠三角等地区的产业集群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，培育出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。 从产业转型升级看，国际循环(xúnhuán)促进了(le)产业转型升级。通过引进、消化吸收、再创新，我国在高铁、核电、通信设备(shèbèi)等领域实现从跟跑(pǎo)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。就拿新能源汽车来说，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641万辆，其中新能源车出口首次突破200万辆。国产新能源车直接把中国汽车产业带上了国际舞台(guójìwǔtái)。 从企业层面看，外资企业为中国经济注入(zhùrù)了活力。截至2024年底，外商累计在华投资设立的(de)(de)企业超过123.9万家，实际使用外资20.6万亿元人民币。在华的外资企业贡献了近7%的就业，1/7的税收、约(yuē)1/3的进出口、1/2的机电产品和(hé)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，既(jì)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梁纽带。 同时，中国也在通过进博会、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等开放平台(kāifàngpíngtái)，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(gòngxiàn)。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，我国主动调整发展策略，2020年即(jí)已提出“构建国内(guónèi)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”，当前又(yòu)强调“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，以国内大循环更好牵引国际循环”。在赵忠秀看来(kànlái)，这是(zhèshì)中国经济从“出口导向”向“内需驱动+全球协同”的主动转型，背后既有国际环境剧变(jùbiàn)的倒逼，也有国内发展阶段升级的内在要求。 如何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？赵忠秀(zhàozhōngxiù)提出(tíchū)以下三点建议：“一是构建产业链安全保障体系，二是深化共建‘一带(yīdài)一路’开放合作，三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。” “这三个方面相互支撑(zhīchēng)、有机统一：产业链安全是基础(jīchǔ)支撑，共建‘一带一路’是重要平台，制度型开放是制度保障。通过系统推进这三个维度的(de)(de)工作，可以形成‘安全可控的产业链+高质量的开放合作+高水平的开放制度’的良性循环。”赵忠秀说。